由此必然形成国家与社会的竞争和对抗。

当遇有各种解释方案均无法达成合宪后果时应如何面对，是合宪性解释制度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对于合宪性解释而言，所应关注的或许不是其中是否包含了合宪性审查，而是法院经合宪性解释后仍认为违宪的法律该如何处理。

学者对法院是否具有合宪性审查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宪法》62条第2项、第67条和第131条的规定，往往忽视《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但是，第131条中的法律指狭义的法律并不意味着该条否认宪法作为法院裁判依据及法院享有合宪性审查权。[9]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的可能影响》，《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第111页。既然合宪性解释发挥了裁判依据的功能，那么是否需要在判决书中将合宪性解释情形下援引的宪法条款作为裁判依据？对此，我国学界普遍坚持宪法不作为裁判依据而仅在说理部分引用的观点。德国的宪法法院是专门审判宪法案件的法院，其合宪性审查的方式和范围相对比较容易识别。

如果法院拒绝运用保全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其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是值得怀疑的。在1982年《宪法》中，依照法律规定的表述共出现27处。（三）典型案例演示 这里笔者以一则典型的案件类型作为上述受案范围判断方法的具体操作演示，这便是投诉举报答复类行政案件。

（一）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行政行为判断方法的循环论证 通说与实务都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12条第1款决定了什么样的行为可以作为起诉对象，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条款。又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类案件尽管依据的实体法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和我国《药品管理法》等，同时存在《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这一单独的法律规范，并且其9条与第19条明确规定处理结果反馈是一种法定行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A自然不是行政行为，B自然没有原告资格了。遗憾的是，复议机关、两级法院在没有质疑《行政处理告知记录》是否属于受案范围的前提下审查了杨某的原告资格，以没有利害关系为由否定了其原告资格。

一方面，在终局性立场看来，整个行政过程的最后阶段，最终确定权利义务的那个行为才是行政行为，才可以进入司法审查，前阶段具备可诉性的条件是后续的断层，即只有在最后阶段不存在的情况下司法才可以提前介入。所谓程序行为，学理上的称呼并不统一，这里指代行政行为（行政处理、行政决定）作出之前的各种过程行为，包括申请、受理、部分决定、先予审批甚至是各种准备、论证、研究、层报等行为。

宋烁：《论程序行政行为的可诉标准》，载《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也就是说，利用意思表示理论，即一个行为的目的是要设定、变更、消灭、确认谁的权利义务（目的指向性标准）就可以有效识别相对人，并且当利用规范形式标准确定了一个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后，那么作为行为的相对人，受到该行为的影响自然属于直接影响了，作为行为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受到该行为的影响自然属于间接影响了。本文到此已经收尾，所有的问题意识、论证部分以及各自的结论都已经阐述完毕。在这一诉求中，罗某并不是所谋求的举报处理行为的相对人（相对人是其举报的电信公司），因而此时原告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应当用判断其他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的方法来判断罗某的原告资格。

可见，我国实定法规范的变化也呼应了上述相关学者的理论主张，强调利害关系人甲——其他利害关系人乙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这种所谓利害关系来调整和完善行政法的观念，不仅是学理认识，而且是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当然，该判决一方面把乙当作相对人，用行为是否对乙产生实际影响来判断行为是不是行政行为，另一方面，又把乙放在第三人的地位判断乙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因为实际影响权利义务标准是一种从结果出发到行为（权益受侵犯→行政行为）的逻辑顺序，这与原告资格中谁的权益受到行为侵犯的审查逻辑有何区别呢？也就是说，判断受案范围取决于A行为是否实际影响（侵犯）了起诉人B的权利义务（合法权益）。如此一来，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2条与《若干解释》第12条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模糊性。

一方面，假如整个行政过程按照垂直时间线区分为甲、乙、丙三阶段行为，最后阶段的丙阶段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意味着存在丙行为对应的相对人A1、其他利害关系人B1、C1等，提前将乙阶段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意味着存在乙行为对应的相对人A2、其他利害关系人B2、C2等。[8]参见于立深、刘东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权利义务义务实际影响条款研究》，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6期。

传统行政法学将行政规划与上述程序行为一起归入对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范畴进行讨论，但这种看法似乎未能区分两者的本质差异。通说认为行政行为有三大构成要件，即行政权能要件、行政权运用要件、法律效果要件。

[42]鉴于本文着重点是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的关系而不是原告资格判断方法本身，笔者于此并不对之加以详细展开。从牵连性阶段体系的角度看，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53条第1款，在许可阶段利害关系人才能起诉并附带审查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的做法，实在是为时已晚，对权利保障来说可谓流于形式。参见王留一：《论行政立法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区分标准》，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6期。[40] 第二种思路是从结果到行为的逆向思路，也就是前述受案范围中否定的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行政行为的逻辑。例如，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甲后续存在A、B、C等复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行为。另一方面，对投诉举报答复行为的原告资格来说，当投诉举报答复行为是行政行为时，它的相对人即投诉举报答复人的权利义务一定被实际影响了，因为这本来就是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

《适用解释》第16条第1款否定了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因为就一个仅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股份制企业本身权利义务所作的行政行为来说，股东是企业内部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独立主体，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主体——股份制企业，而不是行政主体——股份制企业与股东，不可能不以企业的名义独立提起诉讼。首先，从原理角度加以分析。

[30]这一事例中，被诉行政行为即禁售命令形式上的指向对象是酒馆而不是公民乙，换言之，表面上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酒馆。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态度依然比较暧昧。

[35]法律保留原则中的侵害概念与基本权利侵害概念是一致的，都是指相对人。黄宇骁：《行政法学总论阿基米德支点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

作为行政行为的结果（效果），投诉举报答复行为的相对人即投诉举报人的权利义务当然受到了实际影响。参见黄锴：《行政诉讼中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审查路径——基于指导案例77号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一方面，对投诉举报答复行为的受案范围来说，基于目的指向性标准，例如答复函、答复书或告知书这类行为的意思表示对象是谁？答复函、答复书或告知书是要处理谁的权利义务？答案当然是投诉举报人本人，答复函、答复书或告示书的目的是要告知投诉举报人对其投诉举报事项的处理结果。[48]当然，该立场中的关键还是对成熟的理解上，根据经典美国法立场，成熟实际就是一种功能主义标准，即以哪个阶段进入司法审查更为合适为判断标准，对整个行政过程中的司法权在何时介入进行审视。

关键词:  行政诉讼起诉条件 受案范围 原告资格 行政行为法律效果 实际影响权利义务 自除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后，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都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的关系存在相当程度的困惑。[2]例如杨金柱诉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复议案。

换句话说，应当适用我国《行政诉讼法》25条第1款中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并不需要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规定的出场。然而，这种思路是没办法解决结果不法问题的——因为没有判断标准。

试问，这里的A1与A2, B1、C1与B2、C2是同一主体吗？恐怕并非如此。此时，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波及甲，作为甲内部组成人员的乙和丙当然不可以代替甲，不以甲的名义起诉，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却也波及了乙、丙本身，因而乙与丙当然可以作为（实质）相对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其一，实际影响权利义务→行政行为判断方法的逻辑链为一个行为实际影响了权利义务→属于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拥有实际影响权利义务的效果，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泥沼。摘要:  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与实务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原告资格关系的认识存在混淆。区分两者，还是要回到行政法学中的行政行为原理上来，以学理来更加明确实定法的解释。既然一种行为是行政行为，而行政行为是设定、变更、消灭或确认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那么相对人权利义务怎么可能没有被实际影响呢？换句话说，怎么可能在确定了一种行为是行政行为后，却否定它的相对人合法权益没有被侵犯的可能呢？这恐怕是荒谬的。

根据这一结论，当判断一个行为是行政行为后，它的相对人原告资格当然是满足的，即相对人原告资格的满足只取决于受案范围的满足，不可能在受案范围满足后又去否定相对人的原告资格。另一方面，在终局行为作出前，却也存在一些规范上已经预定法律效果的行为。

[32]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粤高法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55]《适用解释》第2条第2款明确将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但与上述规划行为一致，利害关系人还是可以利用附带审查的方法将规章以下规则制定行为拖入司法程序。

[18]因此，实际影响权利义务本质是规范预设而不是结果评价的问题。（三）结果不法的逻辑：其他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的分离 总之，相对人场合受案范围的判断结论自然可以导出原告资格的判断结论，判断受案范围就是判断原告资格，两者是重合的，只不过受案范围的判断应当遵循从行为到结果的思路而已（避免循环论证）。